光先偏不如此。他不仅要管，而且还像打了鸡血似的，以少有的激烈态度一下子冲到了纷争的最前列，好像这事与他有天大的关系。当然，他这样做你可以说他是以天下为己任，也可以说他是为了出风头。总之，他不顾一切，全力以赴。
首先是上书弹劾陈启新，揭发他出身贱役，徇私纳贿，朝廷不予理睬。《杨公神道碑》中称“帝悉不究”。但杨光先并不罢手，紧接着弹劾升级，把矛头直指中极殿大学士温体仁。
温体仁何许人也？他是朝中首辅，权势极大。在陈启新一事上，他迎合皇上，压制反对派的意见，当然没起好作用。不过，温体仁把持朝政多年，甚得皇上恩宠，尽管“当国既久，劾者尤多”，而且这些弹劾他的人中不乏高官宗藩，但没有一个能告倒他的。相反，那些告他的人倒一个个下场很惨，不是遭贬、下狱，就是流放、廷杖。可是，杨光先根本不管这些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而且他还破釜沉舟，不留后路，上疏那天让人备好棺材抬到了宫门外，大有不告倒温体仁绝不罢休的架势。这一下，朝野震动，皇帝也不能不理睬了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载：“上怒，廷杖戍辽西。”就是说将他打了一顿板子，流放辽西。此事轰动一时。《始信录序》中说：“当其(指杨)舁棺之日，赠诗者盈棺，廷杖之日，观者万人，靡不为先生称佛名号，而先生之奇始信天下。”可见影响之大!
这一状虽没告成，但从此杨光先告出了名气。
那么，杨光先究竟是何许人也？
据史料记载，杨光先，字长公，徽州府歙县人氏。他的先祖杨升原为钱塘人，洪武二十九年（1396年）中乡试，后任徽州府学，从此世代定居于徽州，“遂为歙人”。杨升有一个儿子，名杨宁，字彦谧，明宣德五年（1430年）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，后调南京刑部尚书。这是杨氏家族中官当得最大的一个，相当于正部长级。由于他的战功，子孙世袭新安卫副千户，传至杨光先已六代。
杨光先早年在家乡的生活，史料记载并不多。我曾多方查找，所获甚少。前不久去歙县在当地朋友帮助下，于县城斗山街找到一处杨家大院。大院已破败，当地人也不知此院主人为谁，只知原是一处官宦人家的住宅。但查《歙县志》，上有杨光先为“府城斗山街人”的记载，而斗山街在明清时是当地富商达官聚住区，而该街只有一处杨家大院，由此推断，此处应为杨光先的祖居无疑。至于杨光先是否在这里居住过，以及他早年在歙县的生活状况则资料不详。如今，我们只能在杨光先自述中找到一些零星的记述。据他自己说，他自幼性格不好(原话为“生性下劣”，“气质粗暴，毫无雍容敬谨之风，纯是鲁莽灭裂之气。与人言事，无论兵刑礼乐，上下尊卑，必高声怒目，如斗似争”)，因此父亲告诫他，像你这种性格，如果做官，必遭杀身之祸。虽然父亲每天督促他读书，希望改变他的气质，但未能如愿。后来竟连科举考试也不让他参加，以绝其仕途。后来，他主动让出世袭职位，由其弟光弼承袭。用他的话说则是：“守父教也。”不过，这只是他个人的说法。因为就在他放弃世袭职位后，并未守父教，老实待在家里，而是“孑身入京师”，似乎另有所图，并不甘心就此碌碌一生。
杨光先入京，时为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。他一进京便参劾权贵，“舁棺自随”，一举成名。在他成名后，有人称他为“奇男子”，把他比作黄山始信峰，称“先生之奇始信于后世”；当然，也有人说他是小人、骗子，所作所为不过是沽名钓誉，借敢言直谏以博取高名。至于杨光先的动机究竟是什么，一时很难定论。但他出头参劾温体仁和陈启新，倒也顺应了当时的舆情。因为无论温体仁还是陈启新，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温大学士把持朝政，奸庸误国，而陈启新也根本不是什么人才。他得到提拔后尸位素餐，什么事也不干，整天乘着破车，驾着老马，故作俭朴之状以迎合皇帝的心意。因此，杨光先的行动立刻得到朝野和士林的盛赞和追捧。特别是，在他参劾温体仁之后不到数十天，温体仁便倒台了，陈启新几年后也被追查，吓得逃之夭夭。虽然温、陈的垮台，其功劳不能直接记到杨光先的头上，但他从此声名雀起。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，即杨光先流放辽西六年后，明朝政权已江河日下，朝廷急需人才，有人向皇帝推荐杨光先。皇帝问：“是那个抬棺材的杨光先吗？”推荐人回答：“是。”崇祯说赶紧把他召回来，授大将军，但为时已晚。还没等杨光先回来，北京已经陷落，崇祯皇帝也吊死于景山之上了。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岁次甲申。这一年，清军入关，定都北京，因此纪年表上亦称顺治元年。改朝换代，大乱大变。这期间，一个小小的杨光先自然不值得关注。从顺治元年至十六年（1659年），整整十几年时间里，杨光先在做些什么？史料鲜有记载，只有德国人魏特所著的《汤若望传》中稍有提及。汤若望是西方著名的传教士，也是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教案中最主要的当事人。杨光先把他视为“主要仇敌”。魏特站在传教士的立场上，当然对杨光先没有丝毫好感。在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