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寅、都穆、徐经，三个人一道前来应试，如今两个人考得很得意，失意的自然只剩下他一人。心情糟透的都穆，来到马侍郎家喝酒，作陪的还有给谏华昶。几个人在一起闲谈起来，话题很快从给都穆宽心，转到了对试题的质疑。出题的是程敏政，猜中的恰恰是他的门生，这天下的事，怎么能这么巧呢？最后达成共识：一定是程敏政将试题卖给了唐寅和徐经！
运气好时六合彩都能中，运气不好时煮熟的鸭子都能飞。程敏政平时在官场不得人缘，但与华昶也没有直接的冤仇。不幸的是华昶有个朋友傅瀚，与程敏政同在礼部。人缘好坏是表面的，利益冲突才是根本的，傅瀚与程敏政正在暗暗竞争礼部尚书的位子。一个人的失败，就是另一个人的成功，这个道理过于简洁，傅瀚这回看到了机会。
傅瀚立马鼓动华昶参劾程敏政，华昶就此给了程敏政致命一击：“国家求贤，以科目为重，公道所在赖此一途。今年会试，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、私议于巷，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，甘心市井。士子初场未入，而《论语》题已传诵于外；三场未入，而策之第三、四问又传诵于外。江阴县举人徐经、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，天夺其魄，或先以此题骄于众，或先以此题问于人。此岂科目所宜有、盛世所宜容？臣待罪言职，有此风闻，原陛下特敕礼部，场中硃卷，凡经程敏政看者，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，公为去取，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。”
明孝宗接到华昶的奏疏，立即令礼部调查。李东阳进行审查，发现由程敏政看过并拟取的考生中，根本就没有唐寅与徐经。程敏政拍案叫绝的那两份试卷，其实是另外两位高手的。
按理这件事应该到此为止，但言官和朝中一些大臣又提出新的质疑：李东阳与程敏政都是考官，这种查法有失公正。为了取信于社会，明孝宗遂令锦衣卫查处。
锦衣卫的专业与科考对不上号，但他们查案子讲究手段，方法对不对那是不管的。锦衣卫人员根本就不看试卷，而是直接将华昶与徐经、唐寅叫来对质。结果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审不清，断不明，锦衣卫便使出自己的“专业技能”：打！
身陷囹圄的徐经、唐寅，受尽折磨，所谓“身贯三木，卒吏如虎，举头抢地，夷泗横集”。书生说理，尚能道出个一二三四，这棍棒猛打，骨头就太嫩了。唐寅扛不住，被迫服诬认罪，供称程敏政曾受其金币，出卖试题，虽然自己买的是程敏政的另一篇文章。
文人怕打，也怕失气节。打的时候，徐经与唐寅承认买题。不打的时候，二人又喊冤叫屈。定罪的证据，除了口供，什么都没有。另外的言官便站出来讲直话，认为这样办案也不公平。
这桩案子，闹了四个月，事实真相其实一开始就很清楚，只是诸多官员介入，哪一方都不好收场。最后，明孝宗以程“临财苟得，不避嫌疑，有玷文衡”为由，勒令程敏政致仕；徐经、唐寅有“夤缘求进之罪”，责令“黜充吏役”；华昶“言事不察实”，降职调离北京，任南京太仆寺主簿。因为官场的明争暗斗，程敏政、华昶与徐经、唐寅谁都没有好处，一齐沦为输家。
最后的赢家是傅瀚与都穆。弘治十三年（1500年），傅瀚如愿以偿，升礼部尚书。考官们为避免惹祸，违心地将本已排名在前的考生，一齐“褫名”。都穆的排名本来靠后，现在自然靠前了。不过，这位高中进士的都穆，由于人品太差，终因“陷寅为世所薄”。
三、孤独的真相
“黜充吏役”，对唐寅的处罚有点重，但也算不上绝对致命。“黜充吏役”说白了，就是不能当领导干部，只能做办事员，“就业”还是没问题的。按照这个处分，唐寅日后不能再考进士，但平反的机会还是有的，毕竟是个冤案。眼下做个小吏，并不意味着一辈子仕途无望。
但唐寅一生自视甚高，这场打击几乎将其精神摧毁。科举蒙羞，唐寅根本就不甘为小吏，从此绝意仕途。归家后的唐寅纵酒浇愁，陷入曾经的堕落。不久，又对绘画。
传统文人画，有着“书画同源”的特质，唐寅步入其途并无太大的障碍。绘画与人性的中心价值统一，往往成为渴求心灵完善者的精神需求。唐寅决计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，其绘画的引路人是周臣。
周臣，字舜卿，号东村，与唐寅同乡。周臣乃是吴门画派的先驱，其院体画功力深厚。周臣的两位高徒便是唐寅、仇英，师徒让明代的绘画史异彩纷呈。艺术是基于天赋的，唐寅天赋异禀，在周臣的帮助下完成了文人画家向职业画家的身份转换。
唐寅的身份转换有着很大的意气成分，也是社会价值观嬗变背景下的个性使然。功名之外的从艺者，正在被社会接纳为精英。接下来唐寅要做的一件事，便有一些“违法”的色彩——
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一直被视为“脱去尘浊”的文人行径。其实，这在明朝是完全违法的。明初的朝廷规定，“旅行”只能是一种公务行为，平民未经官方批准离开居住地百里，即构成违法要责杖八十。唐